大连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增资补发工作

[xlii]《现代汉语词典》对敬业的释义为专心致力于学业或工作[xliii]，与朱熹的理解基本一致。

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在政治上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治体系的关系作出了政治决断。在这里，人既是目的又是关系。

现实必要性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宪法实施、宪法监督、法律体系的统一性等现实因素展开，如吴家麟教授认为，宪法中有关保障和监督的条款可操作性较差，需要成立一个专门从事宪法监督工作的机构。问题在于，此种准据或传统能否起到真正的过滤作用？布伦南大法官在贝克诉卡尔案中总结出六条涉政治问题案件的显著特征，后演变成政治问题原则。对此，秦前红教授指出，应当需要建立起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以确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达致两个规范体系的内在统一。在法律体系内部，这个最基础规范是宪法，而党内法规的最基础规范是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设置一定要件标准对提请合宪性审查的案件进行筛选，以控制合宪性审查申请的数量，有助于维护宪法权威、促进宪法实施。

而违宪（合宪性）审查制度恰是维持宪法确立的基本价值共识的一项必要的宪法制度安排。1949年建国后，制宪行宪立法中的政治协商与妥协开始具有中国的本土特色，主要表现为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即通过一定的程序机制收集公众意见。提高觉悟预设了国家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这意味着违纪所反映的自由与纪律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是非问题。

（二）觉悟要求的重塑 为了缓和企业与劳动者围绕劳动纪律所发生的冲突，除了对遵守劳动纪律义务施加外在限制之外，更为根本的路径在于重新发掘企业和劳动者利益的一致性，建立新共识，将这种共识以国家教育的方式传递给广大劳动者。[xxix]参见肖蔚云：《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67-68页。根据制宪时的设想，现行宪法上的公民基本义务不仅在内容上与社会主义道德和精神文明高度相关，而且以提高个人觉悟为主要实施方式，这都表明公民基本义务确实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将劳动纪律的制定和执行权基本归入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参与制宪者指出，纪律和法制教育是确保公民遵守劳动纪律的具体措施，且是现行宪法相对于先前宪法的创见。[xvii]这一规定是现行宪法草案公布后增写的，反映出制宪者对于教育手段的重视。

《劳动合同法》立法启动以后，规章制度制定权的限缩问题成为争议焦点。宪法上的守法义务与守纪义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合而为一。二、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早期嬗变 遵守劳动纪律义务在现行宪法出台后直至20世纪末发生了变迁。该义务忽视了企业任意制定纪律损害劳动者权益的风险[vii]。

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原初含义主要是劳动者要接受国家教育以提高觉悟,从而同时实现巩固政治、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惩罚以处分为主要形式，一贯被视为一种教育手段。这是探讨公民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宪法变迁的基本结论。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颁布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的决定》，载《人民日报》1954年7月14日，第1版。

而历史也为宪法规定遵守劳动纪律的正当性提供了佐证：包括这一义务在内的公民基本义务，并不会因为带有道德内容、调整私人关系而不宜入宪，且针对基本义务过度膨胀的风险也有应对之道。1950年《工会法》将教育并组织工人、职员群众，树立新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第9条）列为工会的职责之一，赋予工会以纪律教育权。

[xxxiv]由于教育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物色一个最佳教育者的紧迫性就有所缓和，国家主导劳动纪律制定和执行的意义相应消解，向企业出让相关权力已是势在必行。[iii]也有观点支持宪法规定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

觉悟提高了的劳动者能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基础，调动起高度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劳动者的个人生活，从而服务于政治、经济和民生的一系列宪法目标。至于完善合题的主要机制，在遵守企业规章制度问题上要依靠司法机关对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作双向平衡，在接受国家思想教育问题上要依靠教育机构忠实完成国家托付的劳动教育职责。其三，从国家、企业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出发，国家有能力、也有权力在制定和执行劳动纪律时代表企业，不存在剥夺企业自主权的问题。相反，新社会的劳动纪律的基础就是国家利益与职工个人利益的一致性[x]，遵守劳动纪律不仅有利于国家，而且国家在壮大之后就有力量防止对劳动者的压迫死灰复燃，从而维护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地位，这是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所在。所以，七八宪法规定要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而以精神鼓励为主的方针，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第10条第2款）。1954年出台的《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规定，必要时可以召集劳动者开会，对受处分者开展群众性的批评（第19条），实行自我教育。

要求国家行使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职能，将其他职能归还给市场主体。市场经济要求企业等用人单位脱离对于国家的依附，成长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公有制企业在总体上不被承认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而是被视作政府加长的手臂，是国家在管理劳动者时的执行者或代理人。而从《纲要》到《条例》，再到《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致力于补全遵守劳动纪律的语义结构，建立起可操作的劳动纪律规则体系，使得遵守劳动纪律成为公民可以切实履行的宪法和法律义务。

随着劳动教育在国民教育当中地位的提升，关于新觉悟的教育有望纳入劳动教育而得到加强。正如彭真报告所指出的，宪法要求公民遵守劳动纪律的直接目的在于建立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xxvi]。

[xli]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8年3月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lii]参见朱道坤：《如何理解光荣义务？——对〈宪法〉第55条兵役条款的教义学解读》，载《东南法学》2016年第2期，第126-130页。[vii]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条例》取消了《纲要》关于企业制定纪律需要审批的规定，扩大了企业的劳动纪律制定权。

正因如此，接受劳动教育成为遵守劳动纪律的题中之义。而正如提出异议的哈伦大法官所言，在落实宪法规定时，铁路公司、酒馆老板和公共娱乐场所的经理都是州的代理人，最高法院不约束他们是为了限制宪法的实施。

在实体方面，《劳动合同法》赋予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工会以不同的规章制度内容审查权：劳动行政部门在长期享有规章制度内容的检查权的基础上（第74条），还获得了针对违法规章的纠错权（第80条）。前提的分享使得《宪法》第53条与第42条第3款之间产生了联系：其一，由于遵守劳动纪律体现了超越个人狭隘利益的先进觉悟，所以守纪为劳动增添了光荣，使得劳动成为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第42条第3款第1句）。

该义务与宪法上的诸多制度和目标存在密切联系,其发展演进的动力是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变迁。面对道德争议，宪法究竟选择无为还是有为，取决于对介入时机和介入能力的判断，而不能一概要求无为。

这种担忧既体现在《纲要》专门规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职责，也体现在企业整顿工作将重心放在整顿企业经营管理者上，而《条例》正是在企业整顿工作中诞生的。到了1995年《劳动法》生效时，扩大企业劳动纪律自主权的实践达到了高潮：在劳动纪律制定权方面，所有企业不区分所有制，一律获得了制定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权利。在十年动荡之后，国家又根据同样的逻辑执行七八宪法和现行宪法，着手整顿劳动纪律松弛的局面。宪法要求公民遵守劳动纪律不仅正当而且可行。

[xliii]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95页。政治和经济的条件结合起来，劳动者就能分到更大块的蛋糕，民生就能够获得改善——这是现行宪法所隐含的逻辑。

又如，《民法典》为了落实成年子女赡养父母的宪法义务，专门规定父母可以向不履行义务的子女索取赡养费（第1067条）。在劳动纪律问题上，随着国家、企业与个人利益的分化，劳资双方围绕劳动纪律的争议愈演愈烈。

在此基础上，宪法将国家置于劳动纪律相关权力的重心，要求劳动者接受国家的纪律教育，达到提高自身觉悟、增强主人翁意识的效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xxx]。